我小时候，可能上一年级吧，也可能还没上学，那时还是大集体，我们村来了一个种瓜的瓜把式，不知名，只记得人们问他喊“瓜把儿老王”，有时干脆连“老王”也不带，直接就叫“瓜把儿”。

　　瓜把儿老王，安徽人，五十多岁，脸色稍青，颊上似乎有颗瘊子，不瘦不驼不矮，似乎有点儿哮喘，走路不敢走快。因为是春上，瓜苗爬秧期，加上岗上风大夜寒，队长就让他先住在队里的牛屋里。龙须草缮过的房子，总觉得有点儿怠慢，但他却毫不介意，屋里打扫得很干净。一铺床一口锅一张锄，给人一种素雅淡泊的感觉。

　　老王对人很热情大方，属于那种面慈心善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们这群猴娃儿在河里逮了一大桶鱼娃儿和蚂虾，商量着咋吃，带头的铁头儿说：“拿到瓜把儿老王那里炸炸吃!”一呼百应，拎着桶就奔老王那两间草房飞去。

　　老王扛着锄正要出门，见一下来了这么多贵客，急忙放下锄迎接。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二话没说，就亲自点火生灶。待锅热后，他从一个油纸包里拿出一大坨炼过的猪油来，按在锅上擦了至少不下十圈，然后拎起桶就倒了下去。好家伙，那个香啊，直惹得我们这群馋猫还没等火熄就把手伸了进去。有的生怕吃完了自己没得吃，还拿了老王的碗下去舀。

　　我最小，抢不到，急得要哭。正在这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只碗，我抬头一看，是老王，他正笑呵呵地望着我。我不好意思地接过碗，跑到外面去吃了。当我送碗时，我发现老王仍站在那里笑呵呵地望着我们，而他的嘴上竟没沾一点儿油。

　　瓜秧上刚有个麻泡蛋儿的时候，老王就搬进了瓜田里。辽阔的岗上，一间人字形的瓜庵，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在那里，我睡过最凉快的午觉，吃过最香的香瓜和最甜的西瓜，还听过最好听的故事——那是大爷和老王两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于过老日(也就是日军侵华)时候的情景，还有土匪马帮的故事……呼呼的岗风、香甜的瓜味、紧张的故事，直到现在忆起来都还让人亢奋不已!

　　西瓜终于成熟了，一个个胖嘟嘟的西瓜好像一个个胖娃娃，躺满了东岗西坡。老王种出来的西瓜真叫大，一个足足有三四十斤重，一个大背笼最多只能背两个。直到这时，人们才忆起老王的汗水：炎炎的烈日下，一个人，除草、施肥、浇水、打掐、压秧，近百亩的瓜田，收拾得一棵草也没有。

　　人们感激老王，但感激之余，一种欲念正在潜滋暗长。老王和大爷开始轮流值夜。但欲望这种东西，你越按捺它就越想爆发;你按捺得越久，它爆发得就越猛烈。终于，一场大悲剧轰然而降。

　　种瓜最让人操心的是销路。眼看满地的西瓜正在变成瓜汤，队长的头发都急白了。可那年月，吃粮都紧张，谁还舍得掏钱去吃西瓜?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买主，来了两部大卡车。队长敲钟叫人们都去地里摘瓜装车，人们都擓着箩头背着背笼去了。

　　但一到地里，饥渴已久的心再也忍受不住了。瓜是摘了，但不是往车上装，而是往自己家里背。老王和队长开始疯一般地追赶，可他们哪能顾得过来!不一会儿，连小孩子们也拿着蛇皮袋上来了;再不一会儿，连临村的人也上来了。后来，人们还嫌背着不过瘾，干脆把背笼之类的全扔了，就顺着大渠往下滚，滚到渠里以后，再顺水推着跑。好家伙，那场景，用一个万马齐奔来形容毫不为过。有的西瓜滚着滚着就裂开了，渠里的人有点气急败坏，就把爪子插进去狠狠地绞两圈，然后抱起来就对着咕咚咕咚喝，但没喝完就又扔掉了。不一会儿，渠水竟被染成了红色。

　　老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和大爷也跟着哭。但疯了的人们哪顾得了这可怜无助的哭声，有的竟拉着拉车上来了。我至今不明白我的乡亲们到底想干什么——吃?吃得了吗?卖?队里都卖不出去，你卖得出去吗……但一个小孩的想法是无法阻止一大群疯子的行为的!不到两个时辰，满岗满坡胖嘟嘟的瓜娃娃不见了，只剩下一地被踢翻的瓜秧、一些被踏碎的瓜皮和一些没化完的瓜瓤还躺在那里，和着他们父亲的哭声一起幽幽地啜泣……

　　当天下午，老王就回安徽去了。我没见老王最后一面，只听大爷回来说，队长给他工钱，他连瞅也不瞅，还把锅也砸了，锄也扔了，只背了一个被卷就哭着哭着上路了，一路上头再也没回一下……

　　作者简介：

　　       周江锋，淅川县厚坡镇第一初级中学语文教师。曾在《语文报》《南阳日报》《躬耕》发表诗歌、散文、教育通讯若干篇。“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诗酒荒。”余生愿以诗为马，仗剑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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