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教育的减法？

　　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苏州大学教授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永新看来

　　是因为我们要

　　尊重生命，追求幸福

　　珍惜人之为人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说？

　　背后蕴藏着怎样的育人智慧？

　　一起来看——

　　如果我问父母：你尊重孩子的生命吗？你珍惜孩子作为独立个体、一生仅有一次的人之为人的机会吗？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问父母：你愿不愿意让孩子少做题多睡觉，少学习专业课多去户外捉蝴蝶呢？答案就很难说了。

　　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没有把教育的减法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在我以《教育的减法》为题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先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把教育的减法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生命本身的意义是什么？生活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从这个角度谈论教育的减法与减法的教育，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功利主义的取舍。

　　不管对谁来说，人之为人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你开展了人生的旅程，就会发现，人一生的质量可以用长、宽、高三个维度相乘来看，其实你所要做的是拓展自己的长、宽、高，而不是在比较当中，超越别人的长、宽、高。

　　如果你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做选择，那就选择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最好的自己，这是整个生命最大的意义，也就是活出自己来。

　　现在很多父母的问题是，他们要自己的孩子活成他们理想中的模样，或者活成“邻居家的孩子”的模样；他们要孩子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梦想，成为自己的骄傲和荣耀。

　　大家看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的“谷爱凌热”。谷爱凌在中国的“热”，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一个体育问题，很多父母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功利主义的成功，而不是生命的意义，更不是生命如何焕发与生俱来的色彩。

　　有人问我，如果谷爱凌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她还会不会成为今天的谷爱凌？

　　我觉得这个问题，仅仅拿来问中国人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来问美洲人、欧洲人，问全世界的虎爸、虎妈、虎学校、虎老师。大家放在中国基础教育的语境下追问我们自己，是因为从老师到父母再到全社会，都过于看重成功，教育成了父母心目中通往成功的桥梁。

　　20多年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发起新教育实验？

　　我说，要让学生、教师和父母都能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人家又问我，什么是“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我回答他们，首先，教育应该是幸福的，应该让师生和父母都能够享受教育的幸福，让学生享受学习的愉悦、智慧的挑战和成长的快乐，让教师享受职业的尊严与教学的乐趣。其次，教育应该是完整的，是身心的完整统一。教育应该培养完整的人，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同时，受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天，我们在学校读书，既是受教育，也是过生活，教育与生活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要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千万不能把今天接受教育理解成明天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教育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幸福，而不是其他。

　　把成功当作生活的目标，把教育当作手段，是我们对教育生活方向性的误解。

　　回头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对成功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是通过权力、财富化解身份的焦虑，而不是追求生命本身的意义，不是你过得幸不幸福。

　　我们读《史记》，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威震四海，气势恢宏，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本质上讲的都是身份的比较。

　　我们先不讨论史书记载的是不是真的，它记载的是刘邦、项羽心目中生命的意义，它也鼓舞着后人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衡量生命的意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们不能说刘邦、项羽在那个时代说这样的话有什么错，但我们不能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志向，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激励今天的孩子，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者应该做的事。

　　我们先不说拿历史上穿越千年的帝王做比较，拿精英中的精英、英雄中的英雄进行对比对不对、妥不妥，为人父母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子女的期待不应该秉承这样的思维，今天我们对子女的期待不应该是群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幸福。

　　我觉得，对孩子有所期待的父母都应该扪心自问：过去几十年，你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有多少真的做到了？你可能每年都喊“我要减肥”，你再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我认为，多数情况下，父母把对孩子的期待当成了事实，这是不好的。多数父母都会说孩子不够勤奋，学习自觉性不够，认为应该督促孩子变得更勤奋，约束孩子变得更自觉，这个话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可是，我们忽视了一点，让孩子变得勤奋、变得自觉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先不说孩子，我们每个人肯定都希望自己更勤奋，希望自己更自觉，但是我们实现了多少呢？

　　把对孩子的期待当作事实，会让很多人变成不幸福的人，会让很多孩子的教育生活不幸福。

　　的确，有少数俗称“精英分子”的父母，曾经受到精英主义的教育后，成了社会精英。反过来，他们也希望如法炮制，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精英主义教育，继续成长为社会精英。但只有一小部分父母勉强成功了。

　　精英父母更容易让孩子接受精英教育成长为社会精英，但就成功概率而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暂且不说孩子的教育生活是否完整、是否幸福，仅仅就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言，精英父母的孩子接受过精英主义教育，不代表他就能成为社会精英。如果这个孩子接受了精英教育，并且立志成为社会精英，但最终这个目标没能实现，会怎么样？会陷入焦虑。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我见过不止一个两个。

　　这些年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多家庭都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幸福本身的意义。

　　2021年年底，我出版了一本《大教育家：世界100位著名教育家画传》。有人问我，这100位古往今来的世界级著名教育家中，为什么会有亚里士多德？我说，就凭他能在那个时代提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他就担得起世界级教育家这个称号。

　　苏州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一级教授杨海坤先生，十几年前，带着一群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去浙江大学交流。当时的浙大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胡建淼教授把他们所有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找来，法学院的教授们坐了一排，然后让杨老师讲话。

　　杨老师左看看没吭声，右看看也没说话，不断地在教室里面转头，看着大家眉头有点皱，好久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看上去沧桑得很，搞得像苦行僧，穿衣打扮也不讲究，有的头发都白了，好像不怎么快乐？”杨老师接着说：“读研究生，读博士，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们读书的生活不美好，日子过得不幸福，读书干什么？”

　　当时，胡建淼副校长坐在旁边，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说：“海坤兄，哈哈哈……”然后，其他的学生、教授突然醒悟过来，给杨老师鼓掌，热烈地鼓掌。很多年以后，当时在场的朋友给我说起那个场景，还很兴奋，很感慨。

　　我能理解杨老师真正的关注点是什么。他是法学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把教育生活的目的理解为幸福是对的。如果不能够享受学习、享受教育、享受生活，我们接受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相信，父母爱孩子胜过爱自己。但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忽略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忽略了生命的减法，陷入了加法教育的“军备竞赛”。

　　人生的减法，是中国哲学中很重要的一面。

　　《红楼梦》里，贾宝玉最后为什么出家？为什么没有中进士，当状元，穿红袍，光宗耀祖，重振门庭？曹雪芹这样安排，当然有他的哲学思考。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生的减法，回到生命本身的意义，这就是减法思维。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甘地，也是一位做减法的高手。他节衣缩食数十年，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副圆框眼镜、一个铁饭碗、一双人字拖等，总共不到10件物品。英国学者曾经评论说：“甘地的人生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对精要事务的专注能力和对非精要事务的决绝摒弃是他成功的关键。”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人类的最高目标。我认同这个观点，我们新教育的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核心就是“幸福”这两个字。如果今天的教育生活不幸福，未来的日常生活如何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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